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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愛玲有篇散文＜重訪邊城＞，寫她唯一一次訪台。開頭寫她初抵台北機場，就有個西裝男子上前問她：「你是尼克森夫人？」張愛玲以為尼克森夫人真要飛來，覺得很奇怪，她與這位美國前副總統夫人膚色不同，人種不同，怎會被誤認？搞半天，那位仁兄原來天天都來機場迎接美國大人物，是精神異常。 

「我笑了起來，」張愛玲描述她意會過來的反應：「隨即被一陣抑鬱的浪潮淹沒了，是這孤島對外界的友情的渴望。」

那年是1961，艾森豪總統前一年才來訪，我們還是聯合國的一員，五十幾個邦交國，其中不乏日本、法國等重要國家。因此讀到張愛玲這段敘述，我難免驚訝：原來在台灣國際處境還不算孤立的五十幾年前，就已經充滿被世界遺忘的焦慮了。 

如今，這種焦慮的表達方式已不是接機強迫症，而是媒體常見的「出口轉內銷」報導。本來，外電編譯的工作應是譯介國際新聞：敘利亞內戰、日本憲改等等。曾幾何時，他們的首要工作變成注意台灣又上了哪家外媒：八仙塵爆上了BBC、高雄氣爆上了CNN。即連民眾在颱風過後排隊跟歪腰郵筒合照這種純八卦，閱聽大眾也需要知道它受到多少外媒關注。 

如果外媒有提供奇特觀點，閱聽大眾當然就應該知道。但是絕大多數時候，「被外媒當作新聞」本身就是一種新聞，即連八仙塵爆這種壞新聞也強過沒新聞。這是台灣特有的媒體現象，套句對岸用語，就是台灣很「缺乏存在感」。 

這種缺乏，也反應在近年特別流行的「台灣之光」標籤。出國比賽獲獎，才是台灣之光。沒出國、沒獲獎則不算。同是侯孝賢佳作，《刺客聶隱娘》是台灣之光，《海上花》則不是，因為《海上花》沒在海外獲獎。 

如果獲獎者感謝台灣栽培，我們當然與有榮焉。但獲獎就自動戴上「台灣之光」帽子，卻有強迫沾光之嫌。跟誰分享榮耀，不該是個人的選擇嗎？更糟的是，這四字代表為台灣爭光是一種使命。王建民原本只是個熱愛棒球的男孩，赴美追求自己的夢想。一旦被叫台灣之光，就必須為全台灣打球了。他腿傷復原沒多久，2009年又肩傷，應該就是四個字壓力太大所致。

與「台灣之光」同時流行起來了，還有「大膽走出去」。常聽到的說法，是要年輕人跨出舒適圈。言下之意，就是台灣太舒適。奇怪：明明大家都同意跟別國比起來，台灣有低薪、過勞、房價離譜的問題，怎還覺得台灣是舒適圈？ 

其實，已經大膽走出去的台灣人，追求的並非不舒適，而是為了投奔更好前程。近年對岸、新加坡挖走不少高階人才，或澳洲吸引大學畢業生去打工，憑的都不是不舒適，而是較佳的薪資或工作條件。這種現象，我們應該引以為恥才對，有什麼好鼓勵的？ 

何況，鼓勵「大膽走出去」還會造成一種不幸副作用。這句話的假設是有出去強過沒出去。這會給國外回來的年輕人一種優越意識，以為喝過洋墨水，想當然爾較有國際觀。 

其實，因為資訊科技進步，海外居住經驗已不見得會帶來國際觀了。如今不少留學生上網只看台灣新聞，臉書也只跟台灣互動。許多人住台灣時根本不看偶像劇、政論節目，移民加拿大或新加坡卻變成天天看。這種人哪有因出國而擴大視野？ 

其實，出國收穫多寡，最重要因素往往是學習動機。出國若只為一張文憑，收穫就是一張文憑。若只是為了償清學貸，收穫就是學貸償清。賈柏斯19歲的印度行讓他學會直觀，養成迥異於其他科技人的思考方式，前提是他本就是為了心靈追求而去印度。 

因此，如果是針對年輕人，重點應該不是要不要出去，而是抱著何種目的出去。年輕人出去了，我們就應該努力營造讓他們想回來的環境。不然，高齡化加少子化，工作人口已在縮減，萬一人口外移，稅基豈不縮小再縮小？ 

如果希望年輕人只為增廣見聞，而不是為投奔前程而出去，我們就要想辦法讓產業走出去。瑞典人口不到千萬，音樂產業就非常走得出去。近年美國《告示牌》百大單曲中有三分之一，不是瑞典人作曲就是瑞典人製作。瑞典音樂人卻不必搬去美國住。斯德哥爾摩的錄音室與音樂科技公司可接受英美唱片公司委託，全球最大音樂串流商Spotify也是在斯德哥爾摩創立。

要讓產業走出去，大膽是不夠的。瑞典的音樂實力靠的是一流的音樂教育。台灣的半導體與光學器材可以走出去，靠的也是大學培養出眾多優秀工程師。 

跟張愛玲訪台的時候比起來，台灣的外交處境已經更孤立。但也拜經貿實力之賜，台灣的能見度已比當年更好。雖然要美國現任總統訪台已是不可能，但卸任政要、商界鉅子、影歌巨星來訪卻已是稀鬆平常。也許是這個原因，國際機場已沒人隨便問來客：「你是錢尼夫人？」想通這一點，也許我們可以稍微撫平「缺乏存在感」的焦慮。 

但是不管焦不焦慮，都不應該再鼓勵年輕人「大膽走出去」。讓更多產業有辦法走出去才是真的。（本文摘錄自《最低的水果摘完之後》第一章，天下雜誌出版）